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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议论为诗”
的基本倾向。
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,情节性也得到了加强。
这一方面表现为叙事性诗歌的多出,也表现在酿造“意境”
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伸展对情感的延续性的传达,而不像前一时期的诗歌意境那么纯净空灵。
再次,在李贺、李商隐等人的诗歌创作中,曲折乃至隐晦的表现手段,被用来宣泄自己心中的郁积。
物我世界处在复杂而又矛盾的状态之中,所能达到的融合,是一种不和谐的融合。
到了宋代,这种倾向更加明显。
在评论宋诗时,人们有以实填空、以理代情的说法。
儒、道、佛的相互渗透,发展到宋代,形成了一种优游不迫的人生态度。
它们的交叉作用,冲淡了人们要真诚地表达自我情感的要求。
反映在诗歌的创作中,是再没有唐代思维活动的积极、活跃,情景相融转化为事理所得。
诗歌创作作为逞才和遣兴的工具,现出闲散、困乏的迟暮景致。
诗歌所具备的能量,在被唐诗极度激发、挥洒之后,留给宋诗的更多是理性的余韵。
陈子龙说:“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,故终宋之世无诗,然其欢愉愁苦之致,动于中而不能抑者,类发于诗余,故其所造独工。”
(见缪钺《诗词散论·论宋诗》所引)《诗经》形成的“兴”
的传统,被更多地从词那深微广远的境界里体现出来。
宋词不像唐代诗歌那么流利平缓、空灵蕴藉。
在“婉约”
“豪放”
之中,普遍流露的是一种浅斟低唱、豪放不羁的有抑郁感和冲击力的情致。
唐代中晚期诗歌创作中的议论化、情节化、曲折化,在宋词里,由隐转显。
议论化表现在通篇铺叙和抒情议论中生出的感叹;情节化在于宋词整体构思上细节性的强化和情感表达的持续;而曲折化,则是意象的迭起和议论的糅合,并在情节化的基础上有情感表达的婉转和不可遏止的连珠似喷发。
“醉里且贪欢笑,要愁那得工夫。
近来始觉古人书,信着全无是处。
昨夜松边醉倒,问松我醉何如?只疑松动要来扶,以手推松,曰:去。”
心物关系的深层交流,随着主观精神的杂沓,诗人的世界处于克服不和谐所达到的和谐之中。
历史终于步入一个新的时期。
先代的人们用自然对象移接自己对现实社会、对人生命运的直接感受,以求其和谐统一。
随着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,元代以来,诗歌终于被小说、戏曲所代替。
广阔的现实生活冲破了诗词精细窄小而渺远幽幻的边界。
中国文学从重视与自然生活的对应推进到重视社会现实本身。
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结束了它的鼎盛时期。
“兴”
的状态开始辅助后世作者以更加系统完整的感观态度,无论是戏曲创作,还是小说创作(包括散文、小品等),都要求作者必须具备诗人素养和气质,首先是诗人。
就戏曲而言,情景交融的戏剧格调,衬托出整个情节发展的风貌,表现了“兴”
的状态的特色。
中国小说极为重视人物在心物关系中故事性行为的展开,极为重视情与境的因素,极为重视在特定情景下人的内心活动和行为走向,并逐步形成了以白描为主的构思心理和叙述特点。
作为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“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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